女代表女委员,捎来建言法治春消息

邓丽代表,谭琳代表,赵东花委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应明确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2020年6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该法旨在为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作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规定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对于切实保障集体成员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正因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谭琳,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共同提交《关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明确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建议》。这份代表建议呼吁将认定成员资格纳入正在起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建议明确成员资格的要素,建议明确成员资格取得,丧失和保留的具体情形。

集体成员资格是获取成员权益的身份证,成员的土地权利及生存资源主要依据成员身份来配置。由谁来认定成员资格,能否公平获取成员资格,成为保障农民成员权的重要议题。党和国家注重保障农村妇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成员身份的确认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2019 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做好成员身份确认,注重保护外嫁女等特殊人群的合法权利”。

2015年我国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以来,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各地在试点工作中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要求。山东,浙江等省出台省级文件,要求妇女不能两头落空,源头上细化中央文件的要求。一些试点县(区)对外嫁女及离婚,丧偶妇女等特殊人群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提出明确指导意见。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指导,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研判建议,落空追认等机制,确保成员身份确认公平公正,避免妇女因婚嫁“两头落空”现象。

作为连年履职建言农村妇女合法权益保护的全国人大代表,邓丽,谭琳介绍,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中,妇女因婚姻状况变动而无法获得或者丧失成员资格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农业农村部在全国29省的29个试点县总结出三种取得成员资格的途径:一是原始取得,父母双方或一方是集体组织成员,他们衍生的新生农业人口,自出生后自动取得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但遵循从父原则;二是法定取得,基于婚姻关系,收养关系,政策性迁入等途径获得的成员资格,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三是申请取得,对于有争议的人群一般须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申请,按民主议事程序2/3同意签字取得成员资格。出嫁女,离婚,丧偶妇女,入赘婿等群体的成员资格往往存在争议,被列入第三种,并可能因村规民约,民主协商等简单“多数决”,被否决集体成员资格。据2016年在3省6县调查村规民约数据显示,在1341个村集体的村规民约或分配方案中,84.45%的农嫁女及家人的成员权丧失。

认定成员资格的国家立法长期缺位,大大弱化了对集体成员权的司法保护。2017年收集的31个省(区,市)三级法院372份有关成员资格的判决书显示,23%的裁判认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予以驳回;63%支持成员资格的认定,但是裁定结果各不相同,还有的以目前尚无法律对集体成员资格规定,无法通过民事诉讼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出认定,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通过立法建立认定成员资格的统一标准,已迫在眉睫。

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对此积极提出代表建议,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赵东花今年两会期间也同样提交《关于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明确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提案》。同邓丽,谭琳一样,赵东花也呼吁将认定成员资格纳入正在起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建议:“将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组生产生活,以土地为基本保障,与该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实质要素,将户籍作为形式要素,采用实质要素并参考形式要素规范成员资格的认定。”

三位女代表女委员给出的另一条建议则是:“成员资格的取得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原始取得的家庭成员衍生的新生农业人口,无论男性或女性均可取得成员资格。法定取得不再排斥婚入男性,即婚入女性与婚入男性均可在配偶所在集体取得成员资格。成员资格的丧失遵循成员资格唯一性原则,应防止妇女因婚姻状况变动而丧失成员资格。成员资格的保留遵循防止成员资格“两头落空”原则。应将未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农嫁女等群体纳入保留成员资格之列,从根本上堵住成员权受损的漏洞。”

黄绮委员:完善健全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顾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然而,在司法实务中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仍然比较谨慎保守。判决支持补偿请求权的案件数量不多,金额不高,目前来看,裁决支持的补偿金额高的也就五万元,低的才数千元。

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影响,现实生活中女性更容易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目的能否实现?家务劳动价值究竟如何评价?不仅事关妇女权益保障,也关乎婚姻家庭安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带到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提案之一,即为《关于完善健全适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建议》。

黄绮表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情况不尽人意,主要因为:家务劳动的价值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家务劳动补偿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关系有待厘清;家务劳动价值本身难以量化。

为此,黄绮建议完善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在修订,建议在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离婚经济补偿因素的基础上,将请求补偿一方因此牺牲自身的发展机遇也作为考虑因素之一。此外,应该增加“夫妻财产知情权”条款,让夫妻之间持夫妻关系有效证明查询对方财产成为可能。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了解家庭财产的应有之义。

黄绮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综合研究,制定和出台相关司法审判指导意见,明确判决情况下离婚经济补偿应考虑的因素,如何合理确定经济补偿数额,离婚经济补偿与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区别等。另外,建议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向当事人释明补偿请求权,预留家务补偿份额,再进行共有财产的分割。

赵昭代表:建议完善夫妻财产知情权法律规定

2021年12月,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社员,河南省南阳市雅民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昭今年带到全国两会上的代表建议,即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有关。她建议:“增加夫妻财产知情权条款,建立诚实互信的夫妻关系,实现正义的立法价值取向。”

在夫妻共同财产知情权问题上,目前法律欠缺统一规定。但赵昭经前期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立法中对此已有明确规定,如《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珠海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青岛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济南市妇女权益保障若干规定》和《邯郸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等。

妇女将较多时间用于照顾家庭,孕育后代,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总体上处于弱势,丈夫一方隐瞒,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更为严重。由于法律没有关于夫妻财产知情权的规定,导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只因缺乏线索,无法查询,妇女本应拥有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无能为力。另外,在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各种合法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作为配偶,当然有权了解自己的财产状况。

赵昭因此建议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第五章“财产权益”第四十条后面增加一条“夫妻财产知情权”,作为第四十一条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知情权。夫妻一方持身份证和结婚证明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向不动产,车辆,船舶,企业,证券等登记部门以及银行,保险,基金,财付通,支付宝等机构申请查询另一方的财产状况,有关登记部门和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作者:农民日报·红足666814旧版记者 李秀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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